今年以來，陸續(xù)寫了這么多地域，唯有湖北最難寫。中國的很多省份都有其明顯的文化特征，山東豪爽，陜西耿介，湖南霸蠻，浙江靈秀，唯有湖北面目模糊，縱三鎮(zhèn)簇擁，委實難以評說。當然湖北并不缺乏個性，但究竟是什么，卻很難說清楚。我召集公司湖北籍員工開座談會時，他們都意見不合，甚至有人直言：我是湖北人，但我并不喜歡湖北人。

　　含糊其辭者眾，我只好專程赴湖北采風，于金秋時節(jié)領略“極目楚天舒”的遼闊，一趟走下來收獲不小，思考更多。

　　這篇小文，我嘗試用自己的方式來梳理湖北和湖北人的前世今生，以就教于方家。

　　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

　　在中國用一句話來描述一個區(qū)域，恐怕沒有什么能比“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更深入人心。

　　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對湖北人的印象可能都來源于這兩句話。中國寫地域的俗語很多，例如“京油子、衛(wèi)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等，但這些遠沒有九頭鳥的影響廣泛且深刻，也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差可比擬。

　　細品起來，“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還有所不同。后者明顯是褒義詞，充滿對江南風月的向往。而前者則面目模糊，意味深長，甚至連湖北人自己也說不清楚。

　　有人說湖北人像九頭鳥一樣聰明機敏，這點我是認同的。我新華社的前輩，老朋友楊繼繩就是湖北人，其聰慧、敏捷、勤奮都沒得說，更重要的是敢擔當，還青史以眉目，算得上新華社為數(shù)不多能夠名留青史的大記者。

　　有人說九頭鳥有九條命，寓指湖北人生命力強;有人說湖北人像九頭鳥一樣九頭各有主見窩里斗;有人扯上先秦楚文化以及鄉(xiāng)賢張居正的事跡，說張居正改革時曾任用了九位湖北籍的官員;還有人說湖北人像九頭鳥一樣好勇斗狠，“上戰(zhàn)場，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zhàn)場上了!”林彪這句話說的就是“九頭鳥”的野性;還有九省通衢等牽強附會之解……

　　但不管褒還是貶，總之“湖北人就是九頭鳥”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和文化記憶，已經(jīng)深入人心，被大家所廣泛認同傳播。

　　說法很多，似是而非，但至少有一點大家是高度認同的，那就是湖北佬厲害，經(jīng)商厲害，做官厲害，算計利害，打架厲害，讀書厲害……反正挺厲害。

　　不服周的楚人

　　湖北人自古就挺厲害。

　　作為楚的發(fā)祥地，湖北幾乎濃縮了所有楚文化的風采、文明與交錯。自商朝起，湖北就形成了強大的部落聯(lián)盟，號稱楚蠻，也就是楚國的前身。為開拓疆域，熊繹將都城由丹陽遷往郢都。

　　此后楚國都城雖歷經(jīng)輾轉(zhuǎn)更迭，但都未出今天湖北境內(nèi)，湖北這片土地上，無處不散落著古楚國的余韻，也見證了楚國從驕陽走向黃昏。楚地氣候濕熱、蟲蛇出沒，楚人由此形成了信祀好巫的民風，湖北大量出土的漆器與青銅器，復雜精美，具有濃厚的巫文化色彩。

　　如果說春秋戰(zhàn)國時期，北方諸國屬于“周”文化，楚國則是獨樹一幟，另立門戶。以至于現(xiàn)在“楚”都成了一個形容詞，痛楚、凄楚、酸楚、楚楚動人，這都是楚文化的重要貢獻。

　　湖北話中有句俗語叫“不服謅”，就是不服氣。

　　按照一些學者的考證，“不服謅”應寫作“不服周”。說的就是周和楚的恩怨，在交通相當落后的古代，楚國和中原的紐帶很微弱，楚人在周和商爭霸時選擇了武裝中立，只是在周天子定鼎天下之后才進京朝覲，接受了封號。這就讓周天子對這個遲到的蠻夷國家心懷芥蒂，無論是封號級別(楚王實際只是子爵級)，還是領土范圍都極盡限制之能事。

　　對于楚，周始終懷恨在心，而對于周，楚國也始終若即若離，后來干脆自封楚王，和周朝徹底翻臉。不服周的典例當屬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史載：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

　　這個問題問的相當不懷好意，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鼎之輕重，可以問乎?可楚王偏偏就問了，不僅莊王問鼎，后來楚靈王、楚頃襄王都一再“問鼎”，楚國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問鼎中原”這個成語也是這么來的。

　　楚國的強大讓秦國都心懷忌憚，并將其視之為稱霸天下的主要對手，應該說在戰(zhàn)國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論地盤、輪人口、論綜合國力，秦楚是最有可能統(tǒng)一天下的雙雄。秦國雖強，也奈何不了楚，兩國長期對峙，周邊的小國白天投靠秦國，晚上站隊楚國，正所謂“朝秦暮楚‘’。

　　雖然楚國最終還是被秦兵踏破，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詛咒留了下來，事實也的確如此。陳勝號張楚、項羽號西楚、劉邦是沛郡豐邑(今徐州豐縣)人，本屬宋國，后楚滅宋后，劉邦也成了楚人。正是這三個楚人，給了秦王朝致命一擊。

　　當然，楚國其實不止湖北，大體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為中心，向周邊擴展到一定的范圍都叫楚國。因此湖北和湖南都源于楚文化，只不過是湖北稱荊楚、湖南稱湘楚罷了，當然相比之下，湖北更多傳承了楚文化的精髓，畢竟楚國的國都郢都就在湖北荊州。湖南人津津樂道的三閭大夫屈原，其實也是湖北人，屈原遭到排擠后才被貶謫到湖南，從中也能看出湖北的中心地位。

　　在歷史的大多數(shù)時間中，荊湘本是一家人。從地形上來看，湖北與湖南連為一體。今天的湖北省，東、北、西三面分別為大別山、伏牛山、武當山、巫山，中南部為平原。與之相對，湖南省則東、南、西三面環(huán)山，北面敞開為平原，二省連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地緣結(jié)構。

　　漢代時湖南、湖北還有河南的一部分統(tǒng)稱為荊州。到了隋唐時期，又改稱鄂州，今天湖北的簡稱“鄂”就是來源于此。到了宋代，天下分十五路，這里又改名為荊湖北路，簡稱湖北路，湖北這個名字首次出現(xiàn)。到了元代，天下重新劃分成十一個行省，其中就有湖廣行省，包括了今天的湖南、湖北、廣西乃至貴州的一部分，直到清朝康熙初年，湖廣行省以洞庭湖為界一分為二，才形成了今天的湖南省和湖北省。

　　兩湖分治是湖南近代崛起的重大契機，除了行政分開之外，更主要的是科舉錄取分開，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兩湖分闈，在此之前湖廣行省的科舉錄取名額不分南北，這對于廣大的湖南考生簡直是噩耗，相當于一個不發(fā)達地區(qū)和發(fā)達地區(qū)同等對待，再加上八百里洞庭阻隔，波濤不測，很多人裹足不前，因此歷年來湖南學子考上舉人的數(shù)量不及湖北學子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分闈之后，湖南此后兩百年人才輩出，星光璀璨，徹底改寫了湖南在全國的地位。晚清湖南重臣郭嵩燾認為,近代湖南人文鼎盛,兩湖分闈應居首功。

　　但對長江流域最早也最重要的省份湖北來說，兩湖分治好像也沒什么大不了的，頂多像甩掉一個小尾巴，無論從經(jīng)濟、政治、文化哪方面來說，都不足以傷筋動骨，畢竟湖北可是個好地方。

　　湖北是個好地方

　　從區(qū)位角度來看，湖北是個好地方。

　　在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版圖中，南北的分野非常顯著。北方文化包括中原、齊魯、燕趙、秦晉等，范圍再寬點，還應該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和泛東北文化。南方文化則包括荊楚、吳越、巴蜀，以及后來發(fā)展起來的嶺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閩臺文化等。畢竟以中國幅員之遼闊，不同地域的自然特征相差巨大，因此各地文化也氣質(zhì)不同，風格各異。

　　湖北雖然屬于荊楚文化，但其實是各種文化風云際會的交鋒點。湖北的區(qū)位特點一言以蔽之，“不南不北，不是東西”。把中國擬人化，湖北就是中國的丹田。

　　一方面，它是由長江連接貫通的荊楚、吳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間地段;另一方面，它也是南北文化交匯的核心樞紐。

　　在古代狹義的中國觀中，河南是天下之中，具體位置就是登封。但基于更廣泛的中國觀來看，天下之中應該是湖北。如果不是用純地理的、而用地理加文化的觀點來看問題，那么真正的天下之中是武漢(從純地理的角度看則是蘭州)。

　　且不說龜蛇鎖大江的武漢，也不說“千萬年，屏吾國”的襄陽，舉一個縣的例子——黃梅縣，就很好的說明了什么是樞紐。

　　今天的黃梅默默無聞，僅僅是黃岡市的下轄縣。但在歷史上黃梅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都曾長期活躍在黃梅地區(qū)，形成名揚天下的“東山法門”，從此中國禪宗得以正式成立，因此黃梅可以說是中國禪宗的發(fā)祥地，甚至有“佛教大事問黃梅”之說。除了禪宗，黃梅戲同樣源自黃梅，后來傳到安徽發(fā)揚光大。

　　為什么黃梅這個不起眼的縣城能夠在中國文化地圖上扮演這么重要的角色呢?

　　當年我給南昌做戰(zhàn)略策劃和市領導交流時，他曾講到一個觀點，叫做東南鎖鑰，中國歷代王朝更迭，南渡北歸之時，中原文明往南逃有一條通道，通道的第一站就是湖北，從中原到了湖北以后再順江而下，黃梅就是南渡北歸的那個渡口，對岸九江也同樣如此，三國時期周瑜作為東吳最重要的將領，就是領軍駐守在鄱陽湖口的柴桑(即九江)以應對劉表和曹操。達摩一行當年遠涉重洋到達廣州，從廣州出發(fā)前往南京見梁武帝時，也同樣經(jīng)過了這條通道。所以這里既是移民遷徙的通道，也是風云交織的戰(zhàn)場，更是一個文化交融、匯聚和雜居的大熔爐。

　　我曾經(jīng)因工作到過黃梅，當時特地邀請湖北省文聯(lián)主席熊召政先生一敘舊情，探討關于湖北這段南渡北歸的歷史。熊和我也打過不少交道，這位老兄真是才思敏捷，文采飛揚，七八兩酒下肚，即興提詩相贈，揮筆就來，我現(xiàn)在家里還掛著他當年送我的詩。這種“我本楚狂人”的名士風采，在當今中國可能只在湖北人身上能看到了。不止讀書寫書，此君身上還有著濃重的濟世情懷，商界政界都人脈通達，也算是一個奇才。黃梅如此，宜昌如此，襄陽如此，武漢同樣如此，整個湖北就是一個東南西北的大通道。

　　所謂南船北馬，北邊騎馬，南邊行船，湖北就是馬和船的轉(zhuǎn)換之地，自然形成了南北文化交融，東西人文薈萃的特征，甚至說它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丹田，它是整個中國的樞紐和鎖鑰。

　　從物產(chǎn)角度看，湖北也是個好地方。

　　湖北號稱千湖之省，論物產(chǎn)豐富是沒得說，漢江平原肥沃富庶，兩江河鮮味極鮮美，號稱魚米之鄉(xiāng)的江浙在這點上也比不過湖北�！逗楹�赤衛(wèi)隊》里面唱到：“四處野鴨和菱藕，秋收滿畈稻谷香，人人都說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魚米鄉(xiāng)”，此言誠然不虛。

　　在長江流域的所有省份中，湖北可能是優(yōu)勢最明顯的省份，長江經(jīng)濟帶在其境內(nèi)全長1061公里，覆蓋54168.5平方公里的面積，人口多達2750.1萬。省會武漢作為與上海重慶并列的三大城市，左右逢源，成為來往長江沿岸城市的水利樞紐。將來，湖北能在中原省份中率先崛起，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長江這條黃金水道。

　　物產(chǎn)豐富的同時，湖北還有一句俗語：沙湖沔陽州，十年九不收，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說黃河有黃泛區(qū)的話，長江也有長泛區(qū)，所謂“萬里長江險在荊江”，由于荊江段的河道非常的曲折，加之江水剛從三峽的束縛中奔涌而出，導致每逢汛期荊江周邊地區(qū)極易釀成水患。在治水、修壩、建橋等技術沒有成熟的時期，江漢平原就是水鄉(xiāng)澤國的代名詞，長江漢水一旦洪水泛濫，整個江漢地區(qū)一夜之間桑田變滄海，昨日天府轉(zhuǎn)眼一派蒼涼。

　　我在河南一文曾寫到過黃泛區(qū)給河南帶來的深刻影響，周期性的水患導致了泛區(qū)人朝不保夕的心態(tài)，無恒產(chǎn)者無恒心，只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放僻邪侈，無不為已了。

　　但長泛區(qū)跟黃泛區(qū)還有不同，黃河一淹就完蛋，長江卻還能春風吹又生。每次洪水沖刷過后，當?shù)氐孛捕紩�發(fā)生極大改變，要么使田地變成湖澤，要么使湖澤變成淤地，同時會帶來很多肥沃的土壤，而且這種地貌變化非常頻繁。導致江漢平原上土地和湖區(qū)秩序常常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農(nóng)民之間對田土、湖權的爭奪，只能用暴力分出勝負。因此以鄰為壑，宗族械斗非常常見。這種一年饑荒一年飽的生態(tài)對于當?shù)厝擞绊懛浅Ｉ羁蹋?ldquo;奸黃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漢川”這一俗語中，涉及到的三個地名都在長泛區(qū)的范圍內(nèi)。

　　當然，這句俗語的產(chǎn)生，可能還和跟碼頭文化對農(nóng)耕文明的欺壓有很大的關系，明成化年間，漢水截彎取直，在入江口一帶形成天然良港，漢口市鎮(zhèn)開始形成，并逐漸成為繁華的水路大碼頭，碼頭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商業(yè)文化，經(jīng)商者自然相對精明，不僅精明，甚至還要內(nèi)部排個座次，老實巴交的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明自然看著極為不順眼。而“又奸又狡”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農(nóng)耕文明對碼頭文化的嘲諷和回敬。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我在蘭州上大學的時候，總聽人說起甘谷，而且是一說起甘谷人，大家都搖頭，說甘谷人不地道。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在鐵道線上的原因，甘谷人經(jīng)商很早，因此有著悠久的商業(yè)傳統(tǒng)。潘石屹就是那里走出來的名人。

　　凡是有經(jīng)商傳統(tǒng)的地方，在農(nóng)耕文明眼里總是不地道。推而廣之，今天流傳甚廣的關于湖北人精明算計的揶揄，可能也和這種心態(tài)有關。

　　天下荊襄，江湖武漢

　　提到湖北，大家總會馬上想起武漢。

　　的確，今天的武漢一家獨大，不止省內(nèi)其他城市難以望其向背，甚至在全國都稱得上頭角崢嶸，“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毛澤東這兩句詞，寫盡了大武漢吞吐山河的氣勢，有此格局的城市在中國都不太多。

　　不僅如此，今天的武漢也是一副睥睨湖北的氣勢，我認識的一個武漢人聊起武漢周邊市縣時，其語氣和談論東北鐵嶺差不多，既遙遠又落后，在她眼中，武漢就足以代言湖北了。

　　武漢代言湖北，其實時間不長。

　　清初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寫道：“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這句話明確指出了襄陽之于天下、武昌之于東南、荊州之于湖廣的重要性，講湖北繞不開也這三座城市。

　　如果說湖北是中國的樞紐，核心的節(jié)點就是襄陽。

　　我第一次游歷湖北是1982年，大學剛畢業(yè)，我第一份出差就是從四川到重慶再到湖北，順水道過三峽順流而下到宜昌，然后一路從宜昌、沙市到襄樊。一路走來，我對宜昌印象非常好，街道整潔，餐飲可口，而且街上的姑娘們很水靈。后來去了沙市印象更好，因為沙市曾經(jīng)是租界，因此商業(yè)氛圍很濃厚，中山路上，商店、旅社、餐館、電影院應有盡有，非常洋氣。

　　出了沙市就開始坐車北上，一路盡是三國古戰(zhàn)場，后來到了襄樊，發(fā)現(xiàn)它跟江城的所見所聞完全不同，反而很象河南，口音、飲食習慣、民風都屬于河南文化的覆蓋區(qū)。姑娘相比宜昌來說，也略顯土氣。因此當時對襄樊(今襄陽)沒什么感覺。直到后來深入襄樊做了很多項目后，才重新認識了這片土地。

　　從地貌上來看，襄陽和河南的南陽同屬南襄盆地，只不過一者在南，一者在北。從大的地理分界線來看，秦嶺淮河一線作為南北方的分野，從西向東有三個非常重要的節(jié)點，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是漢中，二是襄陽，三是兩淮之間的壽春。秦嶺一線崇山峻嶺、山路崎嶇;兩淮之間湖泊濕地眾多，又有淮河作為防線;唯有居于中間的南襄盆地，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

　　南襄盆地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位于雞心的特殊位置，是中國中部的十字路口，連接南北東西的戰(zhàn)略要地。北通中原，南抵江漢，東有隨棗通道直達武漢。西有漢江河谷，是從中部通往四川的陸路必經(jīng)之地。西北有武關通道，早在秦朝時，就是秦朝出征楚國的必經(jīng)之地。一旦丟失它，就有丟掉半個中國的危險，在這個路口上，江漢地區(qū)乃至南方勢力和中原進行過無數(shù)次博弈。無論是楚國問鼎中原，還是三國時期多方爭奪的荊州，亦或是南宋和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苦戰(zhàn)，都是典型案例。

　　南襄盆地的最南端就是襄陽。襄陽也肩負著守衛(wèi)整個江漢平原乃至長江流域地緣安全的重任，歷史上，白起、關羽、岳飛、李自成等名將都曾在此鏖戰(zhàn)�！度龂�演義》120回，有32回發(fā)生在襄陽。據(jù)史料記載，歷史上有名的戰(zhàn)役，至少有172次發(fā)生在襄陽，這個數(shù)字確實驚人。

　　南宋時，蒙古大軍入侵，襄陽憑此一城，硬抗幾十萬蒙古軍隊，前后歷時38年，雙方死傷超過40萬，《射雕英雄傳》郭靖黃蓉死守襄陽城。小說雖是虛構，但襄陽之戰(zhàn)卻是真實的元滅宋最激烈的戰(zhàn)事之一。襄陽大門洞開后，南宋王朝很快就一敗涂地。襄陽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五年前，我去武當山做項目時，路過了一趟襄陽，深深地被漢江之美震撼，三千里漢江，精要在襄陽。漢江之遼闊豐滿，我覺得不遜色于長江，襄陽之沉郁頓挫，也令人動容。

　　武昌之于東南，正如襄陽之于天下。長江作為連接整個南方的紐帶，戰(zhàn)略地位極高，而長江在湖北尚有天險可扼，一過湖北，江面開始變寬，無險可守，軍隊便可順流而下，直取江東，能不能守住的分界點，就是武昌。

　　因此對于割據(jù)東南的政權而言，控制武昌及其周圍地區(qū)是重中之重。整個南北朝時期，除了南北之爭這個大主題外，南方主要就是湖北與江南之爭，很多大規(guī)模叛亂都是從湖北發(fā)起，順江而下，直指東南。可以說誰控制了武昌，誰就能控制江南，從中就能看出武昌的戰(zhàn)略地位。

　　講完襄陽和武昌，真正的湖廣形勝，其實是在荊州。

　　荊州古稱“江陵”，到了南北朝時期就改稱荊州，我們現(xiàn)在可以在地圖上明確找到的“荊州”也就是江陵市。在元代以前，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中心以長安、洛陽為中心，放射狀輻射到全國。特別是唐代，中國的經(jīng)濟通道基本路線往北就是洛陽—保定—北京，往南就是洛陽—南陽—襄陽，從襄陽南下到達江漢平原和長江邊上的荊州，然后在通過水路到達湖北湖南各個地區(qū)，就是這樣的地理大格局決定了荊州長期都是湖北的行政中心。自古割據(jù)湖廣地區(qū)的政權，大多以荊州為首都。楚國曾定都荊州400多年，南北朝時期的齊、梁、后梁都曾以江陵為都，隋朝末年的蕭銑也曾以荊州為都。襄陽、武昌、荊州在湖北猶如鼎之三足，撐開了整個湖北的格局。

　　武昌的崛起，開始于元代，元代以前，襄陽是荊州的門戶，打開襄陽，就可以控制楚地;但元以后，江浙開始崛起，要控制東南半壁江山，顯然武昌的位置更加優(yōu)越，荊州從原來的樞紐變成了武昌的門戶。武昌所在區(qū)域就成為了一個大的節(jié)點和樞紐，輻射也比荊州更大。

　　到了宋代，武昌徹底實現(xiàn)華麗轉(zhuǎn)身，從軍事要塞轉(zhuǎn)變成經(jīng)貿(mào)中心，從此武昌以其強大的經(jīng)濟力，把相爭數(shù)百年的襄陽、荊州二鎮(zhèn)甩在后面，逐漸取代荊州成為兩湖的中心。

　　曾經(jīng)的湖北，襄陽、荊州、武昌三足鼎立，今天的湖北，卻是武漢一家獨大。

　　細心的讀者可能早就發(fā)現(xiàn)，為什么我前文只說武昌而不提武漢?因為相比起古老的荊州和血性的襄陽，武漢實在太過于年輕。

　　直至清末，武昌、漢陽、漢口仍然分立，尚未形成統(tǒng)一的行政建制。在張之洞手上，三鎮(zhèn)才開始合流，并在1927年正式合并為武漢，距今尚不到百年。

　　武漢雖然年輕，三鎮(zhèn)底蘊卻很厚重，武昌與漢陽不必多說，稍年輕一點的漢口，到了清嘉慶年間，也已成為與“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廣東佛山”齊名的四大名鎮(zhèn)之一，圍繞三鎮(zhèn)拉開骨架的新武漢，可謂氣象萬千。外地人到了武漢，第一感覺就是大。武漢之大毋庸置疑，它是國內(nèi)不多的幾個可以和北京、上海較勁比大的城市。

　　沿長江順流而下有三座江城，重慶、武漢、南京，這三座都是名城，也是魚龍混雜的大碼頭。相比之下，重慶更粗獷一些，畢竟那里的長江湍急，激流沖撞，聲勢浩蕩，再加上袍哥文化，所以重慶的江湖氣最重。

　　南京則完全是另一番風貌，南京雖然也是虎踞龍盤，故壘蕭蕭，但總覺得有些悲情，可能是因為南京經(jīng)歷的災難太多有關，即使有王朝定都南京，也都是短命王朝。既然金陵王氣都只能黯然收場，浸染南京的就只剩下秦淮八艷的脂粉氣和一抹英雄末路的悲情了。

　　反觀武漢，如果說重慶是江湖，南京是風月，武漢就是介乎兩者之間的綜合體。很多武漢人喜歡稱武漢是江湖氣最重的城市，但我認為武漢的江湖氣是要遜色于重慶的，或者說武漢的江湖是一種圓融匯通，左右逢源的江湖。

　　重慶山高水長，地形閉塞，抱團性很強，武漢卻很開闊，四面透氣，八面來風，露風漏氣。它更像一個江湖與市井的結(jié)合體，武漢人也彪悍，但這種彪悍多體現(xiàn)在嘴上，“婊子養(yǎng)的”不離嘴，臟話成了武漢甩不開的標簽，但在行動上，武漢卻是出了名的精明。

　　不止武漢，整個湖北都是如此，湖北人是有名的不抱團。山東人見了老鄉(xiāng)眼睛都放光，廣東人也很看重同鄉(xiāng)情誼，溫州人也同樣如此，都是抱團一致對外。有些湖北商人做生意的時候會算得過于精，算帳時，把個人身家和一時成敗考慮的太重，導致生意規(guī)模上起不來。

　　我認識一個在武漢做生意的老兄，多年前也風生水起，他是四川人，在武漢當兵，轉(zhuǎn)業(yè)后下海從事地產(chǎn)行業(yè)。我一開始都不相信他是外地人，因為實在太精明了，簡直是比武漢人還武漢人，他的發(fā)家史很簡單，就是把賬算死。20年前他在武漢郊區(qū)以10萬塊一畝的價格拿了幾百畝地，先付定金。他不花錢做廣告，只雇傭一些閑散人員去撒傳單，幾乎省去了所有可以省的開銷，導致賣一千塊一平米的別墅他都有錢賺。

　　一千塊一平方米，十來萬就可以買套別墅，再加上按揭，3萬塊錢就可以住進別墅區(qū)。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怎么能夠把成本攤的這么低。但其實武漢不止他一家，很多人都是這么做生意的，這是武漢的市民社會。

　　不止在生意上，在生活中，實惠也是武漢人相當重要的標準。

　　世紀初東湖論壇很火，我受邀參加過幾次，有一次會議結(jié)束后，一位武漢老板請我到她的飯店送行。武漢飯店的場景真是嚇住我了，大廳里正在承辦一場婚宴，密密麻麻有上百桌宴席，一桌坐12個人，只要300塊錢，菜譜上居然還有魚翅，魚翅真假暫且不說，但成本之低外人根本想象不到。這讓我對武漢的市民消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武漢的特征構成了整個湖北省和武漢市的飲食文化和飲食大軍，最典型的就是過早。過早第一很便宜，從小學生到上班族，人人都吃得起;第二個花樣品種繁多，多少小吃店都容得下，可以做到一個月不重樣;第三端著就可以吃，一邊走路一邊吃飯應該是武漢人的絕活，這也是為什么熱干面在武漢風行的原因，沒有湯湯水水，方便端著吃。這充分體現(xiàn)了湖北武漢的碼頭文化，實惠到了一種極致。

　　再講一個關于武漢的趣事，江城有一個共同特點，女人比男人厲害，從重慶、武漢到南京概莫能外，重慶的吳亞軍，南京的董明珠都是如此，但武漢的女人更厲害。

　　在廣東的老板界，有句傳得很廣的俗語：廣東妹子要家，不管你外面怎么亂，我只要一個穩(wěn)定的家庭;湖南妹子要情，畢竟湘女多情;四川妹子要錢，你愛怎么耍怎么耍，錢給我就行;湖北妹子是要命，敢愛敢恨，絕對不含糊。湖北女人要命有以下幾點。

　　第一，不好哄騙。湖北女人太聰明，不像很多地方的妹子，三言兩語就可以哄得心花怒放，湖北女人，你還沒有開口，她就知道你要說什么，讓你分分鐘就失去哄騙的信心和欲望。湖北女人思維之嚴謹邏輯之嚴密，辯論起來，中國絕大部分省份的男人都自愧不如，更不用說哄騙的小伎倆。如果你碰到一個容易哄騙的湖北女人，要么就是她在配合你演戲，要么她就是一個假湖北人。

　　第二，兩手都抓。湖北女人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跟大部分地區(qū)的女性要么要錢要么要人不同，湖北女人是兩手都要抓，而且兩手都很硬。賺錢少了，她看不起你，賺錢多了她會看死你，你在家里，她不省心，你在外面，她不放心�？傊�，娶了一個湖北女人，基本上就是請了一個女皇，你的一切，都是她的。

　　第三，豁得出去。湖北女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豁得出去，放得下面子彎得下身子。比如吵架，是罵是打還是摔東西，各種項目隨你選，她都奉陪，不分時間地點，不挑周邊環(huán)境，大半夜大街上，隨時都能進入戰(zhàn)斗狀態(tài)，而且體力好斗志旺戰(zhàn)斗力強。一般而言，男人都會繳械投降。

　　周圍娶到湖北太太的朋友和我聊天時，我給他們總結(jié)了三大階段，第一狼狽不堪，第二繳械投降，第三家庭穩(wěn)固，他們一邊哈哈大笑，一邊深表認同，總之一句話，湖北女人好像是偽裝成女性的男人。

　　既然湖北女人這么要命，那為什么這么多人不要命，搶著娶湖北女人呢?

　　湖北女人首先是水靈，顏值上普遍過關，其次，湖北女人雖然有不太像女人的一面，但她們普遍潔身自愛，并且獨立自強，像要求自己的男人一樣要求自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湖北女人在經(jīng)營家庭方面，絕對是一把一等一的好手，有湖北女人的家庭，一般小日子都過得風生水起。

　　還有一個現(xiàn)象值得關注，湖北女人一旦被迫從幕后走到臺前，那個驚天動地的能量，那個長袖善舞的本事，是湖北男人都難望項背的。

　　我和一位湖北女老板是老朋友，算起來相識二十年。她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從芳華絕代到天命已知，她的個人史就是一部武漢風云錄。

　　每次相遇，都讓我不由感慨，湖北女人真是了不起。這次去更是驚喜，她的女兒也能獨當一面了，這個小姑娘從美國留學回來以后，直接被發(fā)配到一個偏僻的項目上，從前期開始駐場，一扎就是三年，環(huán)境之艱苦，根本不像常人想象中的所謂富二代錦衣玉食，直到去年才回到武漢準備接班。

　　此次我去武漢，這位女老板設宴接風，席間她女兒一直在旁邊侍應，端茶倒水催菜，近三個小時不曾坐下。我不由感慨，一代新人換舊人，湖北女人真是厲害啊。

　　大舞臺與小市井

　　武漢是個大舞臺，但同時也是個小市井。

　　從俞正聲主政湖北開始，做強做大武漢就成了湖北省的戰(zhàn)略抓手。武漢也確實爭氣，不光吐納整個湖北，而且向北拉動河南，向南直接影響湖南。搞得河南和湖南都頗有微詞，只好選擇做強做大鄭州和長沙。今天鄭州已經(jīng)是氣象初具，其鐵路運輸實力不差武漢，航空與水運各占勝場，鄭州和武漢一坐擁黃河，一坐擁長江，形成了中國中部的雙子星座。

　　相比之下，長沙就有些勉強了，雖然湖南人搞了個長株潭一體化，但城市的格局導致兩者完全不在一個體量上。當年毛澤東在《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寫到：“湖南的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漢口，三等的才留在長沙”。由此可見，武漢之大是得到大家公認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武漢很像上海。上海是灘涂，武漢是碼頭，上海吸引了全國的精英，武漢濃縮了整個湖北的精華。上海灘真正的主角從來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各個地方來的梟雄們，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上海人則退居二線，武漢也同樣如此，風云人物大多不是武漢人。新武商和老武漢人甚至矛盾還挺激烈，很多新武商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我不是武漢人，沒有老武漢人的毛病，我是新武漢人。然而金鱗豈是池中物，無論矛盾怎么激烈，這種風云際會，一朝化龍的契機，只有武漢才能提供。

　　我們說武漢大，不僅是人口多，城市大，更是一種內(nèi)蘊的氣象。應該說整個楚地都給人一種遼闊之感。

　　思接千載，神游八極，在中國沒有哪個地方能比得上湖北。所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江河萬古很容易讓人產(chǎn)生關于時間的聯(lián)想，這種大氣磅礴的江河容易出名人，也總能出好詩。從屈原到聞一多，從蘇軾到毛澤東，無論是不是楚人，都能在這里留下千古絕唱。

　　毛澤東的詩作中，我覺得最精彩的就是就是《水調(diào)歌頭·游泳》：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

　　這首詞不僅思接千載，用典精道，而且還不動聲色地寫出了兩大工程，一橋飛架南北(長江大橋)和高峽出平湖(三峽大壩)。這兩大工程對武漢乃至湖北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

　　昔日的武漢之不便，現(xiàn)在人很難想象。

　　躺在江邊上的大城武漢，卻只有一座長江橋，即使到了90年代，情況依然非常惡劣。武漢人上班之痛苦也令人印象深刻，每次趕公交要跟著跑上兩三百米才能搶上去，車上的乘客擁擠不堪，揮汗如雨還得搖一個半小時才到上班地。

　　要是想從武昌到漢口的漢正街逛一逛，更是和趕集一樣，要提前一個禮拜做規(guī)劃，早上七點半出門，單程預留一個半到兩個小時，還要做好扒公交車門的準備。如果說貧困年代里，整個中國的城市出行都不方便的話，沒有哪里像武漢一樣，逛一次城要做好出一次差的準備。

　　不止交通不便，武漢還熱。我當年坐火車經(jīng)過湖北的時候，被人類第八大奇觀所震撼。炎炎夏日，成千上萬的湖北人搭鋪蓋睡在馬路上、睡在露天陽臺上，天作被地當床。并且還要提前去搶地方，灑點水，鋪席子。長達三個月的夏天。武漢人就這樣硬生生扛下來了。

　　后來我曾有幸領教過武漢的夏天，真是和蒸籠一樣，我滿腦子只能想起一句詩，這就是所謂的“氣蒸云夢澤”罷!當年抗日戰(zhàn)爭中武漢會戰(zhàn)打響時，正值酷暑，戰(zhàn)場溫度甚至超過了四十度，因中暑而喪失戰(zhàn)斗力的日軍比戰(zhàn)損的還多。所以武漢人和湖北人為什么既精明又好勇斗狠?我認為跟生存質(zhì)量和生存方式有很大關系。

　　惡劣的環(huán)境對湖北人的影響是很深遠的。我作為新華社記者曾兩次到湖北采訪，住在漢口新華社招待所里，晚上突然聽到隔壁在吵架，而且是越吵調(diào)門越高，搞得我根本睡不著，只好過去調(diào)解：“老李你們夜半三更吵什么，有什么事平心靜氣再說嘛。”他們也很莫名其妙：“不是啊，我們在談心啊!”我才發(fā)現(xiàn)湖北人的大嗓門真是不得了，可能跟氣候的炎熱有很大的關系，當然現(xiàn)在溫和多了，所以說空調(diào)的產(chǎn)生真是偉大的貢獻，把很多地方人的性格全部改變了。

　　全中國的火鍋為什么突然一下興盛起來，特別在廣東人全部都吃開了火鍋了，原來喝涼茶都壓不住火氣，現(xiàn)在空調(diào)一吹都開始吃火鍋了。有人說，空調(diào)是違反自然的發(fā)明，對人不利，要我說啊，真應該把你送到80年代武漢的夏天去試試。

　　去湖北采訪中，還遇到幾件趣事。我曾采訪了當時企業(yè)界的風云人物于志安，中國長動的董事長。這個名字現(xiàn)在已經(jīng)鮮有人知，但在當時，他被稱為最接近中南海的企業(yè)家，根據(jù)簡單的廣告照片，就帶領工人試制出中國第一臺手工拖拉機，采訪過程中得知，他本來是山東人，退伍之后來了武漢，此人口才極好，滔滔不絕，一幅典型湖北佬的樣子，這也的確印證了我的說法，武漢是個大舞臺，誰都能在上面一展身手。

　　那一次湖北行程中，我還采訪了時任省委書記關廣富，當時的政壇有很多常青樹，在位時間很長，而且退而不休。這類官能力大小不說，但都非常精通人情世故，關廣富就是典型案例，我當時寫《中國走勢再訪錄》，和關廣富談了近兩個小時，當然以官樣文章為主。

　　當天晚上，他突然孤身一人跑到新華社招待所來看我，推開門第一句話就是：“小王，咱們是朋友，咱們聊天也不是正式采訪。你一定要告訴我，廣東發(fā)展這么快的經(jīng)驗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報紙上講的那些，還是另有秘訣”?語氣間滿是推心置腹。當時小平南巡，我參與了其中過程，也如實對老關講了我對廣東的看法。關廣富邊聽邊不停點頭，若有所思。所以說官場上的人，誰都有誰的不由衷啊。

　　惟楚有才

　　六省交界的湖北，是南北融合東西碰撞的大雜燴，中國還沒有哪一個省份，像湖北這般經(jīng)受全國性的地域文化沖擊和洗禮。

　　明清時期的漢口，“商賈輻輳，雜有吳越川廣風”。身處中華文明各路支系的交匯點，湖北人保留楚風楚韻的同時，也打上了臨近省份的諸多烙印，長期的交融和進化，讓湖北人成為一個面目模糊的九頭鳥。

　　湖北人有湖南人的書香氣，不像湖南人的霸蠻。同為洞庭滋潤，同享楚風拂面，自古書香鼎盛，但湖南人比湖北人更完整地保留了南方人基因里的霸蠻。都是干架，湖北人是審時度勢盡興就好，場面上過得去就行，湖南人是要豁出所有死磕到底，出手就做好決裂的準備。

　　湖北人有江西人的精明勁，不像江西人的含蓄。同為碼頭重地，同擁千年商都，作為吳頭楚尾的江西，比湖北人更多了一絲含蓄儒雅。同樣是精于算計，湖北人是一手錢一手貨當面算清，可以不占便宜但絕不能吃虧，江西人是可以月結(jié)，小賬可以緩一緩，但算總賬的時候，同樣把算盤打得滴水不漏。

　　湖北人有重慶人的火爆氣，不像重慶人的率真。同為四大火爐，同樣嗜辣如命，脾氣一樣火爆，但湖北人發(fā)脾氣既會照顧情緒也會兼顧形勢，該發(fā)脾氣的時候絕對不會放過表演的機會，但不該發(fā)脾氣的時候，也能面色如常，壓制怒火。最可怕的是，重慶人往往發(fā)完脾氣就完事，湖北人則一般會心里記下這筆賬。

　　湖北人有安徽人的勤勉勁，不像安徽人的謙和。同樣是重農(nóng)崇文，同樣是勤勉上進，安徽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難得的謙和。多災少田的安徽，稍有不慎就面臨餓肚皮的窘?jīng)r，求人就要懂得放下面子，相對于湖北人不愿求人也不輕易幫人的稟性，安徽人的容忍和謙和，讓他們的勤勉得到了更豐厚的回報。

　　湖北人有陜西人的文化氣，不像陜西人的敦厚。同為文明源地，同樣文化氣重，陜西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敦厚，既是對文化的堅守，也是對歷史的敬畏。陜西人不會來事，更不是無事找事，但也從不怕事。如果說湖北人是一杯啤酒，看似氣勢磅礴，實際度數(shù)不高，那么陜西人就是一壺烈酒，表面風平浪靜，入口燒喉蝕骨。

　　湖北人有河南人的聰明勁，不像河南人的變通。同為中國之中，同樣四通八達，河南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變通。湖北人雖然也善討巧，但終有自己的束縛，不會破格也很難出格，而河南人的變通，上天可為龍，下地可鉆草，在現(xiàn)實面前可以拋開歷史包袱，但過于善變?nèi)缤�刀口舔��，稍有不慎就會害人傷己。湖北人的聰明大部分用于自己身上，如能變通到推己及人，一般都有大出息�?/p>

　　自古楚天一地，從來楚人多才，塑造湖北人性格的，最起碼有三個方面：

　　第一，湖北擁有悠久的稻作文明，從楚國繁華到三國鼎盛，再到明清的“湖廣熟，天下足”，湖北一直是農(nóng)耕文明的重鎮(zhèn)，尤其是江漢平原，耕讀傳家成了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對于湖北人來說，讀書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主題，要不讀書，要不當兵，通天大道就這兩條。這也導致了湖北經(jīng)濟武漢獨大，但教育反而不是。各地都出狀元。

　　第二，湖北是水陸交匯的通衢要地，這里面首先要澄清一個誤區(qū)，很多人以為湖北人善做生意，其實并非如此。直到晚清民國，湖北本地人在當?shù)厣虡I(yè)中的參與比重都非常低。

　　日本駐漢口總領事水野幸吉認為：“如漢口之大商業(yè)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為廣東、寧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卻不過營小規(guī)模之商業(yè)，工業(yè)頗幼稚”。張之洞也認為：“漢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湖北人善做生意更多只是想象。

　　那么九省通衢給湖北帶來的究竟是什么呢?說的通俗一點，就是流通，這是湖北的靈魂。湖北人為什么聰明，縱向來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橫向來看，就是大流通帶來的大視野以及隨之而來的開明開化。我的老家貴州，大山一鎖，誰也出不來。而八面來風的湖北，天下風云際會，久而久之，湖北人想不聰明都不可能。

　　第三，湖北的自然生存環(huán)境及其艱難，尤其是武漢，其環(huán)境之惡劣在全國都是數(shù)一數(shù)二，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風吹不進來，冬天北風卻順著漢水往里灌。和蒸桑拿一樣，夏天熱死人，晚上冷死人，想安逸點都不可能。

　　但我走遍中國后發(fā)現(xiàn)，越舒服的地方越不出人才，沒有拼搏奮進的必要，人自然慢慢退化，成了植物腦。相反環(huán)境越惡劣，越能激發(fā)人的血性和智慧。我曾沿長江順流而下，天氣炎熱難熬，然而觸目皆是草木崢嶸。植物和人的道理是一樣的，人的忍耐力非常強，辛苦一點，日子也就這樣過，但品格卻磨礪了出來。今天中國的處長和司局級干部，湖北人比例相當之高，這也是一個明證。

　　春秋更替、興衰沉浮，湖北曾因區(qū)域而興，也曾因區(qū)域而衰。湖北是中國唯二既不靠海也不鄰國，也不和任何靠�；蜞弴�省份接壤的省份，另一個難兄難弟就是重慶。換句話說，在沿海崛起的時代，湖北乃至武漢，的確沾不上什么光。但沾不上光，湖北也不算吃虧，畢竟扼住了長江的腰部，湖北多年來的發(fā)展還稱得上差強人意，正如它的GDP一樣，排在全中國的中不溜，雖然比不過沿海省份，但比之周圍的兄弟省份，還是強不少。

　　作為建國期間國家布置的中部核心工業(yè)基地，湖北在共和國的建設中，起到了應有的支柱作用，一直以來，湖北雖然也能穩(wěn)住前十的位置，但多少褪卻了昔日的光環(huán)。

　　湖北曾經(jīng)擁有全國數(shù)一數(shù)二的工業(yè)基礎和明星企業(yè)，當前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與其說是技術和產(chǎn)品的轉(zhuǎn)型升級，不如說是思維和體制上的更新?lián)Q代。

　　武漢的重工業(yè)，與東北面臨的問題極其相似，但又有根本的不同。東北重工業(yè)的沉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產(chǎn)業(yè)衰落加上人口流出，而武漢，坐擁全國高校數(shù)量前五、每年40萬畢業(yè)生、武大華科等一批全國前十的著名院校，人才就在家門口。湖北在重工業(yè)上的失利，除了大企業(yè)病，更多的是在市場化轉(zhuǎn)型過程中的問題。當然，也有大武漢病，在后起之秀洶涌向前的時候，多少有點托大自封的猶豫。

　　輕工業(yè)方面，一度是全國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的武漢，一面被天時地利都不占的江浙等地蠶食殆盡，一面被全國紛紛建立起來的輕工業(yè)品牌壓得喘不過氣，賺小錢賺快錢的小商人意識一覽無余。

　　伴隨高鐵時代的到來，湖北的“流通”基因，正在重新煥發(fā)光芒。不同于古代的車船交通，人流、物流、信息量、金融流、科技流這五大流的匯聚，就是湖北的未來。

　　接下來，聰明絕頂又善于計算的湖北人，在人工智能、物聯(lián)網(wǎng)、互聯(lián)網(wǎng)等新興產(chǎn)業(yè)方面，將展現(xiàn)出自己巨大的優(yōu)勢。這些產(chǎn)業(yè)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技術至上，一個人一個項目突破就可能帶動一個產(chǎn)業(yè)的振興，不像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需要大部隊的聯(lián)合作戰(zhàn)。

　　武漢獨特的地理位置，在現(xiàn)代服務業(yè)方面，更是得天獨厚。在傳統(tǒng)的商貿(mào)物流、現(xiàn)代的金融服務、前沿的科創(chuàng)文創(chuàng)，武漢都可以有更大的想象空間。如果策略得當，小則可以自稱一核，成為中部六省的中心，大則可以借勢過道武漢的長三角，問鼎中西部龍頭。

　　當然，武漢還有一個大文章就是文旅，武漢的旅游資源，即使在文化鼎盛的中部地區(qū)，仍有明顯的優(yōu)勢。在做大武漢的大背景下，周邊市縣統(tǒng)籌發(fā)展的同時，以武漢為中心，用一條旅游黃金路線將湖北串聯(lián)起來，將楚風楚韻楚山楚水、南北交融東西匯合的文化特色，重新包裝推向日漸興盛的體驗旅游大市場，必然會是全國一道獨絕的風景。

　　極目楚天舒

　　前段時間我再次到訪武漢，暌違數(shù)年，武漢真是每天不一樣，氣象和格局已經(jīng)全出來了。原來僅僅一橋飛架南北，今天十二座跨江大橋如履平地，地鐵輕軌比翼齊飛，這里面必須要感念當時的市委書記阮成發(fā)的作為。作為全球最大的江城，武漢的發(fā)展，遠沒有到頭。

　　武漢現(xiàn)在人口大約1600萬，但是這個城市的自然環(huán)境承載力還遠沒有到極限，武漢有可能成為全球唯一能達到五千萬量級的城市，所以說我非常堅定的看好武漢。產(chǎn)業(yè)升級也好，先進制造也罷，乃至文旅，這些都是錦上添花，對于武漢這樣坐擁超級腹地的城市而言，最簡單粗暴的人口紅利依然是巨大的機會。

　　然而噴薄的人口紅利，既是機會也是困惑。在武漢2049年遠景規(guī)劃中，武漢被定為洲際中心城市，世界性戰(zhàn)略節(jié)點城市，今天的武漢已經(jīng)是世界第一大江城，未來成為世界最大城市也是指日可期，但這座超級大武漢，真的能吸引并留下這5000萬人嗎?

　　今日武漢擁有82所大學，百年以上歷史的大學就有五家，華科和武大在全國都擁有極高聲譽，每年在校大學生百余萬，這讓武漢成了全國有名的高教重鎮(zhèn)，然而尷尬的是，武漢的大學生往往一畢業(yè)就東雀東南飛，飛向深圳和北京。

　　即使現(xiàn)在的武漢人口仍然在增加，但怎么實現(xiàn)從量到質(zhì)的轉(zhuǎn)變，讓高教重鎮(zhèn)變成人才重鎮(zhèn)，是武漢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什么是城市乃至區(qū)域發(fā)展的最高境界?如何才能提高吸引力?孔子在三千年前就給出了答案：近悅遠來。讓生活在其中的人高興，讓遠方的人向往。用我的話來講，近悅遠來其實就是“三生有幸”，生活的便利和舒適，生意的通達和興旺，生命的豐富和多彩。一座城市如果能做到“三生有幸”，近者焉能不悅?遠者焉能不來?

　　幾年前去武漢，晚上在東湖與朋友把酒言歡，適逢中秋，一輪朗月高懸夜空，讓我不禁觸景生情，吟誦起了蘇軾的《赤壁賦》：“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

　　這是我喜歡湖北的真正原因，徜徉于湖北，一路上都在與古人唱和，就像我非常喜歡的《三國演義》主題曲中唱的那樣：“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錚鳴。眼前飛揚著一個個鮮活的面容” ，千年的英雄、美人、才子、漁夫、僧侶、商販在此川流不息，一幕幕大戲在這個舞臺上演。

　　無論地緣還是文化，湖北堪稱中國的丹田，上下求索，左右勾連，內(nèi)能化育精氣，外能吐納天地，生命于此處仿佛能打破時間的線性。當風流人物隨大江滔滔東逝，唯有江流萬古，江風浩蕩，點滴沉淀下來的，是我們彌足珍貴的文化基因，這是湖北的幸運，也是中國的幸運。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