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季度，中國GDP增速創(chuàng)了新低。9月工業(yè)企業(yè)利潤下降5.3%，這是2015年供給側改革去產能以來的新低。要達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2020年實際GDP比2010年翻一番)，要求明年的GDP增速達到約6.1%。當前看來，要達成目標，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近幾年來中國經濟下行，有周期性波動因素，更多的是增速的趨勢性下滑。這種下滑的趨勢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人口紅利的“消失”。

　　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結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模式，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模式轉變的過程中，形成了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yǎng)率比較低的狀況。簡而言之，就是經濟中的大多數(shù)人在產出，為經濟做出直接貢獻。

　　世界銀行將全球主要國家分為人口紅利“早期”、“后期”、“前期”和“后紅利時期”四類，處于人口紅利時期的國家擁有著明顯更高的經濟增長率。

　　人口紅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經濟的長期增長中，勞動占據(jù)重要地位。

　　經濟的長期增長，主要由勞動、資本和技術決定，其中勞動是關鍵變量。根據(jù)經濟學家Edward Denison的研究，美國1929-1982年間經濟年均增長2.92%，其中1.34%來自勞動力貢獻，0.56%來自資本，1.02%來自生產率提高。而生產率，也有很大一部分依靠勞動力的“高級形式”——人力資本，通過技術創(chuàng)新和制度革新來實現(xiàn)。

　　從下圖來看，一國的產出Y由技術A、資本K和勞動L共同決定。L的增加將直接導致Y的增加，同時通過增加A和K而間接導致Y的增加。這種現(xiàn)象就是人口紅利的一個重要方面，即勞動力增加導致產出增加。

　　另一方面，人口紅利還包括了合理的人口結構帶來的高儲蓄、高投資。宏觀經濟學早已證明，一定水平的儲蓄率是經濟持續(xù)增長的重要因素。

　　具體而言，勞動力年齡人口比例大，兒童和老人數(shù)量少，換句話說就是生產性人口較多，經濟活力強。同時由于人口在勞動年齡段產生積蓄的可能性最大，會帶來更多的儲蓄。更多的儲蓄意味著更多的資本。每個勞動者資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勞動生產率。更為重要的是，勞動力數(shù)量大，勞動力市場充分競爭，降低了企業(yè)的勞動力成本，企業(yè)有更多的空間進行投資和資本積累，儲蓄率也會提升，經濟高增長。從世界經驗來看，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其儲蓄率有著一定的正向關系(參見下圖)。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不可逆轉和重復，因而人口紅利也有“時間窗口”，并不存在源源不斷的人口紅利。就此而言，中國的人口紅利時間窗口正在逐漸縮小。

　　中國人口紅利總量在縮小

　　2014年，中國15-64歲勞動力人口出現(xiàn)了歷史上第一次減少，當年減少了345萬。2012年以來，中國勞動力人口累計減少了2600多萬(參見下圖)。

　　此外，“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的第三代“嬰兒潮”正在消退：據(jù)中泰證券預測，2019年新出生人口降至1400萬，5年內大概率會跌破1300萬，很快會回歸到1100萬的低位。

　　同時，中國人口的預期壽命從80年代初的68歲已經提高到了78歲。據(jù)中泰證券預測，中國將在2021年進入深度老齡化，2031年進入超老齡化社會，總撫養(yǎng)比將從當前的0.41上升到2030年的0.51、2040年的0.68和2050年接近0.8，這意味著到2050年，平均一位勞動力需要撫養(yǎng)0.8個老人或小孩。2050年，中國老齡化程度或將趕上日本。

　　因此，不論是看勞動力絕對規(guī)模，還是看人口結構，中國的人口紅利都在逐漸縮小。2010年的經濟增速趨勢性下行便與此緊密相關。

　　結構上，潛力巨大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勞動力人口減少和人口老齡化，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還會趨勢性放緩，但我們無需悲觀。

　　首先，好消息來自決策層�，F(xiàn)在看來，決策層接受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新常態(tài)”規(guī)律，不再像以往那樣依靠房地產市場和放水刺激來短期提振經濟，而是更大程度地擴大開放，并積極調整經濟結構，支持創(chuàng)新和小微企業(yè)發(fā)展。“房住不炒”、“不搞大水漫灌”等人們耳熟能詳?shù)陌l(fā)展政策日漸深入人心。

　　其次，盡管在短期內無法逆轉勞動力減少和老齡化，但中國勞動力的質量在穩(wěn)步提升，一個重要的表現(xiàn)是中國的權威科研論文發(fā)表數(shù)量在快速增加。根據(jù)科學權威雜志Nature在2017年的評測，中國科研論文數(shù)量加權評分居全球第二，僅落后于美國。而衡量科研能力的另一個重要指標——論文引用率也反映了2017年我國的國際論文引用率較2016年增加29.9%，排名躍居世界第二位。這些現(xiàn)象至少說明了中國科研人員數(shù)量規(guī)模的持續(xù)增加。由此看來，近幾年形成的中國“工程師紅利”有望進一步升級為“科學家紅利”。

　　最后，中國勞動力正在空間結構上進行著“可持續(xù)”調整，未來的調整空間尤為巨大。1978年至今，中國的經濟增長幾乎從一開始便伴隨著人口的流動：從農村到鄉(xiāng)鎮(zhèn)、從縣城到都市、從中西部到東部，從二三線到一二線�？梢哉f，中國自1990年以來GDP翻了12倍，在人口因素中，勞動力的逐步自由流動是除人口紅利以外的最重要因素。

　　人口的自由流動釋放了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1990年至今，中國非農業(yè)產業(yè)人口增加了近2.7億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農業(yè)人口轉移到城市，他們?yōu)槌鞘械墓�業(yè)和服務業(yè)發(fā)展提供了較低成本的勞動要素。同時，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也極大地糾正了人力資源的激勵機制，勞動力潛力被深度挖掘。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城市進程也在穩(wěn)步推進(參見下圖)。

　　然而，中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還有巨大的空間。

　　中國的城市化率依然低于美日韓20多個百分點。假定中國總人口不變，若達到美日韓的城市化水平，中國城市的人口將增加約2.8億人，這其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將使得中國人口的“利用率”提高。換句話說，長期經濟生產函數(shù)中的有效的勞動力變量將變大。人口紅利“危機”也將得到很大緩解。

　　有人可能會說，農村損失了這么多勞動力，中國農業(yè)發(fā)展怎么辦?

　　我們來看看美國的情況。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農業(yè)就業(yè)人口呈現(xiàn)明顯減少趨勢，但農業(yè)增加值卻持續(xù)增加(參見下圖)。這背后是其農業(yè)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背后，則是人口減少后的農業(yè)農場化，規(guī)模經濟得到更大發(fā)揮。中國的情況也將是一樣的，農業(yè)人口的減少只會為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和規(guī)模經濟創(chuàng)造條件，斷然不會危及中國農業(yè)發(fā)展。

　　總體而言，在勞動力市場完全競爭和人口流動不受限制的情況下，較高的人均收入將不斷吸引地區(qū)外人口凈遷入，直至該地區(qū)人均收入與其他地區(qū)持平。達到類似均衡狀態(tài)下，大致會呈現(xiàn)這樣一種景象：各個地區(qū)經濟規(guī)�？偭靠赡軙�相差巨��，但人均水平的收入和產出是互相接近的。

　　然而現(xiàn)實情況是：對比中國各省和美國各州人均GDP的分布，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不同省份明顯更加分化，而美國各州則較為接近(參見下圖)。

　　這背后，是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和大城市的人口控制限制了人口流動。

　　戶籍制度自不必說，城市非戶籍人口在購房、社保、教育等諸多公共服務的享受上受到限制，這顯然會拒絕大批外來人口長留當?shù)亍?/p>

　　除了戶籍制度外，大城市對人口的控制也是阻礙人口流動的一大動因。例如，北京在其“十三五”規(guī)劃中，明確了到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標：2300萬人以內�！渡虾Ｊ谐鞘锌傮w規(guī)劃(2017-2035年)》將上海市未來的常住人口限定為2500萬。這意味著，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還要減少。

　　由此來看，當前中國的人口流動和勞動力的區(qū)域配置，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但反過來看，中國卻蘊藏著巨大的“結構性”勞動資源的潛力。未來，人口流動限制如果得到改善，能夠釋放出非常大規(guī)模的潛在勞動要素能量，來充實中國看似日漸消失的“人口紅利”。

　　文 | 蘇寧金融研究院